前任院长约瑟夫·尼达姆（Joseph Needham），并没有劝服足够多的教员同意章程的变更，在韦德就职后，这一问题很快就摆在了学院管理层的面前。
但关键的区别在于，具体规范审查程序对审查规范和废止规范的权限进行了分离，将后者集中于专门的合宪性审查机关手中。合宪性审查是一套科学的制度设计和程序安排。
有鉴于此，对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未来的具体规范审查程序，建议：第一，既允许当事人提出合宪性异议，也允许法官依职权提请审查。[3] 虽然审查主体设置的不同，必然会对程序类型的具体建构产生影响，[4] 但比较法上的经验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任何人，只要认为其基本权利受到了公权力的侵害，在穷尽其他法律途径仍不能得到救济的情况下，均可向宪法法院提起宪法诉愿。宪法诉愿案件的庞大数量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从1951年成立到2017年底，联邦宪法法院共审结了220816件宪法诉愿，占宪法法院已审结案件总数的96.6%，总体诉愿成功率为2.3%。摘要: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成立后，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重心应当转向程序类型的建构。
法国《宪法》第61条规定了两种事前审查程序，在法律表决通过之后、公布生效之前，对组织法和议会程序规则进行强制审查，对其他法律基于申请进行审查。[15] 过去十年间，有五年宪法法院未收到任何抽象规范审查申请，其余年份多为2、3件。这种控制机制并非不重要，实际上，在之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实践中，法律委员会发挥了重要的合宪性控制功能。
[13] 参见王理万：《立法官僚化——理解中国立法过程的新视角》，载《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2期，第125页。作者简介：田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慕尼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德国的经验说明，抽象规范审查程序在实践中往往具有较强的政治性。比如，在著名的吕特案中，诉愿人只针对民事法院的判决提起诉愿，宪法法院也只是判定普通法院在解释和适用德国《民法典》第826条中的善良风俗概念以认定是否构成侵权时，未能正确认识言论自由的特殊意义，因而侵犯了吕特的基本权利。
[18] 当然，在我国的语境下，抽象规范审查不会受到此种政治性问题的困扰。[3] 比较有代表性的宪法诉讼法著作有：Klaus Schlaich/Stefan Korioth,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Stellung, Verfahren und Entscheidung, München: C. H. Beck, 10. Aufl. 2015（该书第5版中译本：[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地位、程序与裁判》，刘飞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2] 韩大元、张翔等：《宪法解释程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 174-178页。与此相反，在抽象规范审查案件中，宪法法院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审级，并无其他智识资源可资吸收。因此，必须等待该执行行为，且先对该执行行为穷尽法律救济途径。在法规范宪法诉愿中，合宪性审查的对象确实只有规范。
[10] 而事前审查实际上是立法过程的一部分，完全脱离案件和情境，只能采取所谓的文面判断的方法。进入专题：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合宪性审查 。即便就能否针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审查还存有疑虑，至少也应先将审查对象扩大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19] Dieter Grimm, „Ich bin ein Freund der Verfassung. Wissenschaftsbiographisches Interview von Oliver Lepsius, Christian Waldhoff und Matthias Roßbach,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17, S. 237. [20] 林来梵教授提出的合宪性审查问题优先移送制度（林来梵：《合宪性审查的宪法政策论思考》，载《法律科学》2018年第2期，第44页）、王蔚教授提出的合宪性问题移送机制（王蔚：《客观法秩序与主观利益之协调——我国合宪性审查机制之完善》，载《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第93页），都是此种具体规范审查程序。
[8] 沈春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暨2017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2017年12月24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33] 在这个意义上，裁判宪法诉愿主要就成为对司法权的合宪性审查
虽然父母和国家各自在承担义务的内容和范围等层面上是不同的，但是从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的角度说，国家是义务主体是不容置疑的。[11]所以，即使国家层面采取了诸多均衡化和标准化的教育资源配置策略，但当一旦涉及到更深层次的软件配置和体制机制改革层面时，就会遭遇到与阶层分布相一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诸项资本因素更深层次的阻滞。
三是按学生数拨教育经费。[2]1717年，普鲁士制定了《普鲁士义务教育令》，通过该法令实现了义务教育的世俗化，由此，义务教育开始在英美国家和日本等国开始普及，这一阶段的义务教育表现出明显的强制性，此时的教育理念还是国家工具主义。以美、英、加三国为例，美国择校措施的特点可总结如下：从中央联邦政府到地方各州都采取了积极鼓励，在经费上给予大力资助。其次，美国人才流动激励(TTI)基于薄弱学校实际需求和教师自愿的原则，实现输入校和输出校之间的供求匹配，推动全国范围内的优秀教师流动，实现优质教师资源的共享。对于择校持反对意见的一条基本理由是择校违反了就近入学原则，导致了义务教育的机会不均等。[7]公民的宪法权利并不是绝对不受国家限制，但是国家行为必须符合严格的限制要件，这些要件包括构成对公民合法权利的侵犯必须是政府出于其重大的切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考虑。
被告制定的小学入学工作实施办法属抽象行政行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根据该条规定，区教育局作出施教区划分行政行为的事实条件有：本行政区域内学校布局、适龄儿童数量、适龄儿童分布状况。
美国很多关于学区的案件都是针对违反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规定的"equal protection clause"的情形，其中大多数是起诉教育局或地方政府的一些关于学区划分、调整以及学校的一些不合理的政策或做法具有种族歧视的意图，并实际导致了种族隔离(racial segregation)，例如出现了一些纯白人或纯黑人的学校。这四个原则是一个有机整体，划分学校施教区应当充分考虑上述四个原则，以最终保障每个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于是十几名有类似情况的黑人家长为孩子向离家最近的白人学校提交了入学申请，但均被拒绝。向西，将原同属于南湖三小施教区的金陵世家等小区划入了新城小学北校区。
3.加大向教育薄弱地区的经费输出 美国义务教育财政拨款的原则从注重经费平等分配过渡到注重资源平均分配，我国的义务教育财政拨款原则也应遵循这个基本轨迹。其二，区教育局在前期对适龄儿童情况进行调查摸底的基础上，组织了公众参与研讨会、专家论证会等以听取意见，最终经由局办公会集体讨论研究作出包括被诉行政行为在内的施教区划分，区教育局已经履行了最低限度的程序要求，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主要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就近入学体现了儿童教育权较低层面的要求，自主择校则反映了儿童受教育权较高层面的要求，而我们不能因为提供不了优质教育，而强迫其放弃选择的权利，而应帮助不同的人选择其合适的教育。
[15] 总之，就近入学必须建立在国家对基础性的教育资源分配基本均衡的前提下才是公平合理的。被告根据本区域内的小学布局和入学儿童的数量及分布情况，在广泛听取意见后合理确定办公小学的施教区和招生规模，依法制定颁布当年小学入学工作实施办法。
(二)裁判要旨 南京建邺区法院认为，首先，根据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提起的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的规定，认为其制定的《2015年建邺区小学入学工作实施办法》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因此义务教育的主体则是由三部分构成：国家、父母或监护人以及教育机构。
如果单纯以考试的分数作为择校的标准，强调基础教育的选拨功能，家长和学校就会过分强调分数、重视考试，这就会使我们的基础教育又回到应试教育的老路上来。但是择校作为一种入学方式，是建立在校际质量差异的基础上的，没有校际质量差异就没有义务教育机会不均等问题。
[12] (二)实践操作面临的挑战 1.合法性质疑 就近入学政策的推行伴随着的是学区化办学的发展，关于学区化办学的合法性有着较为充分的法理依据。被告2014年的划分方案中，新城小学北校区的施教区还包括距离2.7公里，步行45分钟的雨润国际广场。综上所述，被告划分小学施教区的行政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关于保障适龄儿童就近入学的规定，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10]同样，学校在区域空间内的层化分布进一步促进社会不同阶层的同质化集聚，也就是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学校教育质量高的社区，社会中上阶层往往更倾向于正向集聚从而导致社会中下阶层被迫挤出。
3.被告作出的建邺区小学入学工作实施办法系依法制定，程序和内容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2015年的施教区将雨润国际广场调整出了新城小学北校区的施教区，空出的学额，也没有留给吉庆家园，使原告不能就近入学。
三、受教育权实现在实践中面临的挑战 (一)就近入学政策的背后危机 从实践中的情况来看，就近入学政策在农村地区得到很好地贯彻推行，但相反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大中型城市地区，就近入学政策的推行遭遇重重阻力，天价学区房现象的出现则反映了就近入学政策的制度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9条第2款规定：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内学校布局以及适龄儿童、少年的数量和分布状况，合理确定或者调整本行政区域内学校的施教区范围、招生规模，并向社会公布。
本案中，区教育局于2015年5月26日作出《2015年建邺区小学入学工作实施办法》及其附件。[28] 最后，政府、市场与社会是影响公立学校发展的重要力量，它们之间的平衡与博弈，将使公立学校与政府的关系得以更新，而这种更新又可以通过择校制度的合理设计来加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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